|
每当结识陌生人，刘凤金还是会习惯地问上一句：“你是哪个单位的？” 对方略显迟疑的停顿，刘凤金才会意识到那个年代已经不再。一如这名退休老人花了许多年才逐渐接受的现实：年货需要自己购买。 单位，曾是城镇职工最为重要的一种社会身份，“单位报销”“单位负责”更是那个远去年代借以勾勒“福利社会”面貌的关键词。而从生老病死的大包大揽，到劳动价值的明码标价，中国式福利在不断变迁中记录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，也标注着公民从“体制人”到“社会人”的转变。 年货记忆 早年的中国式单位，俨然是一个福利共同体。从医疗、洗澡到养老，从食堂、交通到采办年货，单位对职工始终像是大包大揽、无微不至的衣食父母 围在一起闲聊时，老人们最喜欢的是比拼各自的记忆。如今一处高楼大厦的身下，成为寻求统一答案的争议点，“工厂的食堂就在那里，肯定没错”。 至少在上世纪60年代，工厂就有了职工食堂。即便是馒头加咸菜式的简单早餐，也令很多人羡慕不已。在物资并不丰富的年代，公家食堂意味着果腹无忧，甚至还能解决整家人的营养问题。 上世纪70年代末，刘凤金从英德农村返回老家省城，成为广州一家国营稳压器厂的坐班工人。“当时的想法很简单，一定要回城找个单位，这样一辈子都有了保障”。 单位，曾是中国城镇职工最为重要的一种社会身份。城镇平民一旦有了单位，就意味着有了遮风挡雨的去处。按照计划经济的思路，每个单位都必须以本单位职工为服务对象，提供劳动保险、生活服务、文化娱乐等福利，“单位报销”“单位负责”更是那个远去年代借以勾勒“福利社会”面貌的关键词。 从医疗、洗澡到养老，从食堂、交通到采办年货……刘凤金至今记得单位的好处。那宛如一个福利共同体，或者亲如大包大揽、无微不至的衣食父母，“那时一个月发一袋洗衣粉、一双线手套、一条毛巾、五斤米、五斤面……后来还能享受到一些罐头，是那个年代的奢侈品”。 福利分配的跃进与提升，代表着计划经济年代计划国有企业劳资关系的某种特征。调查资料显示，从1957年到1979年22年间，中国国民收入从908亿元增加到3350亿元，年平均递增6.4%，而同期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平均年工资从636元增加到688元，年平均增长仅为0.37%——这意味着福利不仅仅是面粉罐头，更是国企职工享受经济发展红利的机会。 至少在30年前，刘凤金从来没觉得年货需要自行购买。那时候每到节庆日工厂都会发放各类提货券，紧接着是工人们的排队之旅——早上商店大门还没开，门外长队就排好了。虽然都是人人有份，但东西有好坏区别，个头大的刀鱼、肥肉，都得抢在前头才能分到。 上世纪80年代初期，鸡蛋一度被评为最受欢迎的年货。后来年年都在变化，从最初鱼肉蛋、水果、馒头，到各种生活用品，有的单位发过鞭炮，有的发过洗发精、肥皂、洗衣粉……一些轻工业企业和食品企业更加简单明了——单位生产什么，就给职工分点儿什么。 刘凤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，年货发了一条猪腿。猪腿有前后之分，粗壮的部分自然更受欢迎。发放时，有同事用纸片写上“前”或“后”，然后大家自己摸纸片，摸到什么就拿什么。“那场景至今想起也有意思，不会有人计较运气啥的，各自抬了一条腿，放自行车上扛回家”。 令刘凤金感触颇深的是，当年的福利发放所浸透着的平均色彩。领导与工人之间至多有一点“带鱼宽窄”的区别——而这样不起眼的平等，恰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之一。“计划经济时期起支配作用的社会公平观是平等主义，福利是人人有份、人人平均享有的必然的物质待遇。平均主义成为社会福利制度安排的指导思想。”民政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成海军说。 计划经济的鼎盛年代，中国拥有着过亿的国企工人，而公字头单位职工的高福利，对城市人自然也具有非常强的吸引力。1979年，刘凤金的妹妹放弃高考，参加市里的招干考试，顺利进入银行部门。1982年，他最小的弟弟退役回家，直接分到了广州糖厂。 鸡蛋、蘑菇、腊肉和米面……每当春节前，都是职工们最忙碌的时候。单位发的年货差不多都搬回家去了，堆满了阳台、塞满了冰箱，浓浓的年味儿随着这些年货在厨房里的铺开而显得实至名归。许多人从上班第一年收到年货时欢天喜地，一年又一年地习惯了这种发放。 “虽说现在吃喝不愁，但过年过节发点东西总是感觉蛮好的，跟自己去买的幸福感不一样。”刘凤金说。 最大的福利 公费医疗、退休金制度，加上按月发放的油盐酱醋……大多数温饱无忧的职工都是月光一族，基本没有什么积蓄。他们不必像今天的年轻人一样节衣缩食，他们知道那个最大的福利，已在既定的未来等待 广州市黄埔区一处略显古旧的剧场，早年间唤作“工人俱乐部”。入场券自然是单位经常发给员工的福利，用以观看各类电影。彼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，院线里已不是样板戏、阿尔巴尼亚电影当道的年代，日本影片、《少林寺》等中国最早的商业片，亦开始丰富银幕。 从年货、劳保到电影票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，中国几乎所有社会资源，包括收入、住房等物质性资源和奖励、晋级、升职等，都由国家通过单位来配置，一名工人从中可以得到这个社会所能给予的一切东西。 而公费医疗、退休金制度，加上按月发放的油盐酱醋……大多数温饱无忧的职工都是月光一族，基本没有什么积蓄。他们不必像今天的年轻人一样节衣缩食，他们知道那个最大的福利，已在既定的未来等待。 1983年，刘凤金清晰地记得那个年份。3月的一天，一个流传很久的消息终于落地，单位开会宣布要有大动作，“要分房子了，大家马上准备吧，不分就没有了”。 这样的场景，在今天看来是如此不可思议。而在当时人们的头脑中，房子是城市职工一种天经地义的福利，是铁饭碗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按照计划经济的经典理论，工人所有的剩余价值都被收归国有，国家利用这些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由各企事业单位盖住房——那个年代，每个单位都在盖房子，每个单位都在准备盖房子，盖的房子不是拿来买卖，是拿来分的。 “如果单身一人，想要分到一套独立的房子则非常难。一般只能分到一套房子里的一小间过渡，到了结婚的时候才有机会分到一套独立的房子。”会一开完，刘凤金立刻就急了。单位刚好起了一栋职工宿舍，但规定只能分给结了婚的职工，“连着几天走马灯似的，忙着见三姑六婆、同学、老友介绍的女朋友，最终找到了现在的老伴儿。” 闲暇时，几名当年的工友、如今的退休老人喜欢聚在一起，聊及分房时的趣事。那是一种如今找不到的热闹景象，有人又哭又闹，有人寻死上吊。有的职工一年到头也看不到人影，分房政策下发之后，几乎每天都泡在车间里劳模一样地工作。 即便是福利分房，也是有规可循的。按照当年的规定，企业必须依照级别、工龄、年龄、居住人口辈数、人数、有无住房等一系列条件评定才能进行分配，但传统的劳资关系令这些规定执行起来难度很大。刘凤金至今仍对当时的既得利益者颇有微词：“说是按条件择优分配，最后还不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？” 也许是察觉到了这些不和谐的景象，单位随后宣布再准备一批房子，只要是正式在编人员，不管有无结婚，没房的都有一套。最后为了把上千套房子分出去，工厂所属的物资局干脆出台规定：不打分，不评比，不看工龄，把人归类，一律抽签。 老人们依然记得那个场景，几百号人，黑压压一屋子。房子号都在一投票箱改成的盒子里。一张字条，上写几栋几楼几号多少平方米，就代表一套房子。“说是分，当然还是要交一部分钱（房费），不过相比现在的房价来说，已经是非常便宜了。”刘凤金说，“应该说这是30多年工作中，我经历过的最重要的时刻。” 成熟社区、地铁物业……当年还没有这些名词，可50平方米的福利房，并没有令工人们感到普遍满意。“当时一些肥差部门，他们分的房子都是100平方米以上起步，而且地段不错。反观我们，这样的好事情一般落不到平常的企业，你说能不让人眼红抱怨吗？”刘风金说。 时光流转，曾经的幸福与怨气已经慢慢消散。当年偏僻的地方，现在已经成繁华都市的一角。附近的房价，每平方米早已超过了3万元，望着每月收入不吃不喝也买不起半平方米商品房的孩子，刘凤金常常说：“要是你早点出生，赶上福利分房就好了。” 变迁 “当单位化福利转变为依靠政府、社区、个人的社会化福利，也标志着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最终确立。” 不只是福利分房，早年的中国工人已经习惯了向领导主张诉求。“找车间领导，找厂里领导，为什么事情？无非是工资、福利、房子、家庭困难、调动工作、子女就业等等问题。”刘凤金说，“当年的领导也好找，都是从工人一步步干起来的，彼此都熟悉。” 事事要找领导，反映出工人对“单位”的依附程度。但这种高度依赖，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了变化。许多工厂的老人都记得，领导最后一次组织分房是在1994年，“那时候，厂子的效益已经很不好了，根本就没有钱盖房子”。 当市场经济逐渐在20年前勾勒成型，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开始失去了计划经济的庇护。只能在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，而当企业经营不善、效益下滑甚至停产破产时，显然无力向其职工兑现各项福利承诺。不只是房子，那段时间工人们从厂子里拿回的东西越来越少，动辄塞满储藏空间的冰箱，有了不少等待的时光。 当国有企业面临着深刻转型，曾经那个从摇篮到坟墓的单位福利慢慢发展为完全的社会化福利。1998年，《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，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》文件出台，中央决定自当年起停止住房实物分配，建立住房分配货币化，住房供给商品化、社会化的住房新体制。而“单位报销”“单位负责”的医保和社保，也被一并交由政府统筹。 “最早的时候，福利是按月发放，到了（上世纪）90年代，只有过年才能领到东西。最后，单位连奖金也发不出来了。”刘凤金说，“当时流行一个词，叫做‘社会化’，就是把工人的福利保障逐渐交给社会。” 就在那个“领不到东西”的年代，中国的用工形式也发生了深刻变革。彼时，所有城镇企业基本实行了全员劳动合同制。铁饭碗彻底被打破，能进能出的用工机制开始形成，继而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关系主体——企业与劳动者。 “上世纪90年代，中国的福利模式发生重大变化，由政治取向的身份化福利转为去政治化的生活化福利。”段仁楠说。2012年中旬，这位西北师范大学的社会工作学学者发表论文《国有企业变革与职工福利意识变迁》，对60年来中国的福利模式进行了历史梳理，“当单位化福利转变为依靠政府、社区、个人的社会化福利，也标志着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最终确立”。 2005年，刘凤金工作了30多年的工厂，接受了破产结算。也是那一年，54岁的刘凤金办理了病退手续。工厂的家属楼依然耸立在那里，曾经的车间却被挖土机推倒，最终变成了一座现代化住宅小区。刘凤金最后从厂子拿回的一个福利，是单位发放了很多年的一件茶杯。 又10年过去，曾经的工友们逐渐老去，退休后，大家有了更多聚在一起的时光，喝喝茶，谈谈过去。对工厂的记忆，对福利的念叨，常常是一群老人议论的核心。 有些时候，子女的现状也是他们聊天的话题。刘凤金的孩子常常被工友们报以羡慕，“别看外企的工资很高，但还是没保障啊。效益好的时候组织旅游，效益不好的时候就连绩效工资都发不出来”。 当下年轻人所服务的单位，和老一代人的印象有着太多的不同。这里不再给员工解决住房、解决家属工作、解决孩子入托，更不可能解决孩子就业等人生大事，这里逐渐剥离了过多的社会服务功能，越来越退化为单纯的工作场所。“对我来说，单位就是工地，普通员工要想在单位找到归属感，那真是很难。”刘凤金已经工作的女儿说。 每到春节，小区的老人们依然能感受到“福利”的存在。驻扎在社区裙楼的街道办里，工作人员为60岁以上的户籍老人准备了油米面等慰问品，只是与单位无关。 而每当结识陌生人，刘凤金还是会习惯地问上一句，“你是哪个单位的？”对方略显迟疑的停顿，才让他会意识到那个年代已经不再。 |
